顽强生存的华北豹，是华北山地最后的大型食肉动物，也是华北荒野最后一抹余晖。

“一般公认华北的豹与华南的豹不同，但明确定义此类差异却殊为不易。显然，华北的个体冬毛更长，体色略淡。”

历经长期的史海钩沉，几经增删，1.6万字长文中，是“中国豹”与中国近现代史的交相呼应。

历史仍在徐徐向前，无数次回望，都有一个共同的梦想：

“一百多年来，我们战胜了内部的动乱，战胜了外来的侵略，我们大幅度提高森林覆盖率，建立广阔的保护地。那么，或许我们可以恢复华北豹。”

帝国的年代：1862-1911

“日本豹”

1862年，《伦敦动物学会学报》上刊出两段豆腐块。

“皮货商凯里施先生（Mr. Keilish）自日本购得豹皮一张，惠赠大英博物馆，以供检验。……其颈部斑点呈线状，背部斑点亦与其它豹不同。我提议将之命名为：Leopardus japonensis.  (Pl. XXXIII.)。”

拉丁学名字面含义是”日本豹”。

括号里的图版编号，指向一张彩色图画：一只豹子趴在树上，卷曲着“末端带有四个黑环”的尾巴，微微扭头回望。

文章倒数第二句很简短：“Hab. Japan.” 栖息地，日本。

然而日本并不产豹，豹皮很可能出自中国华北。

短文作者名为约翰･艾德伍德･格雷（John Edward Gray，1800-1875）。格雷来自博物学世家，父亲和叔叔均是著名博物学者。

约翰･艾德伍德･格雷（John Edward Gray）/Wiki media

1840年，格雷执掌大英博物馆的动物学部，直至1875年辞世。三十五年间，格雷端坐伦敦一隅，发表新种无数，见证十九世纪博物学与大英帝国的辉煌。

1867年，格雷在《伦敦动物学会学报》上又描述一个亚种：Leopardus chinensis，意为”中国豹”。

依据是洛克哈特医生（Dr. Lockhart）送回英国的头骨。

头骨采集地非常明确：北京西部山地林区。

亨利·米尔恩-爱德华（Henri Milne-Edwards) /图源网络

同年稍晚，亨利·米尔恩-爱德华（Henri Milne-Edwards，1800-1885）在法国的科学杂志上命名新物种：Felis fontanierii。字面意思是“丰大业豹”。

丰大业（M. Fontanier），法国人，时任法国驻天津领事，他在北京周边收集到一张带头骨的豹皮，寄回巴黎自然历史博物馆。

动物学者米尔恩-爱德华当时供职该博物馆。他碰巧与格雷同龄，乃是法国动物学巨擘居维叶（Georges Cuvier，1769-1832）的接班人。

自1840年英国炮舰逼近虎门，1860年英法火烧圆明园后，大清帝国国门洞开。西方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者涌入中国的港口以及内陆。

到1867年，中国豺狼虎豹之末，在西方世界的物种命名体系里，有了三个名字：Leopardus japonensis，Leopardus chinensis，Felis fontanierii。

三年后（1870年），丰大业持枪逞凶，被天津民众当场击毙，是为“天津教案”。

同年，英国外交官和博物学者郇和（Robert Swinhoe，1836-1877）在《伦敦动物学会学报》上，汇总了中国的兽类物种。郇和又译“斯文豪”，他曾在华南和台湾大范围旅行，命名过许多鸟兽。

Robert Swinhoe（郇和、斯文豪），伟大的博物学家 /图源网络

斯文豪没有理会丰大业豹，将格雷命名的两种合并为Leopardus japonensis，是 “华北和满洲的代表形式”。

到2017年，还会有学者基于新证据，将这两个区域的豹视为同一个亚种。

陕甘之乱

在格雷命名“日本豹”的同年，新帝同治登基。

其时大清帝国内忧外患。清廷一面筹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与列强周旋；一面在长江流域调兵遣将，镇压太平天国。

在华北的两个角落，发生了两件事，对豹的生存产生了深远影响：

同治元年（1862年），西北回民起义爆发；同治二年（1863年），塞罕坝开围放垦。

1842年《南京条约》签署后，不出十年，太平军金田起义，同年捻军（活跃在长江以北皖、苏、鲁、豫四省部分地区的反清农民武装势力）起义。此后十余年间，太平军席卷东南，捻军纵横江北，以致大清帝国的“西北”防务松弛。

1862年6月，陕西回民武装围攻西安府。同年，马占鳌、马化龙等人各自在甘肃、宁夏多地起兵。1866年，西捻军进入陕西，与回民起义遥相呼应。

1866年9月，清政府谕令左宗棠（1812-1885）前赴陕甘。这是陕甘之乱的转折点。

左宗棠制定战略：“进兵陕西，必先清关外之贼；进兵甘肃，必先清陕西之贼；驻兵兰州，必先清各路之贼”。

直到1873年，陕甘之乱才终告平息。

左宗棠 /图源网络

十一年间，战火烧遍今日之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及宁夏。

陕北子午岭周边的庆阳、榆林、延安，甘宁六盘山周边的平凉、固原，乃至兰州、西宁，皆兵连祸结。保守估计，陕甘损失人口两千万。

征战西北，左宗棠见“土地荒废”，处处“黄沙白骨”，所到之处，便号召湘军沿途植树。“自泾州至玉门，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杨昌浚诗云：“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渡玉关。”

与左宗棠类似的愁思和号召，将在一百年后激发起一道绿色长城：三北防护林。

李希霍芬

陕甘动乱末期，德国地理学者李希霍芬（Ferdinand Richthofen，1933-1905）踏上华北考察之旅。

从1871年9月至1872年5月，李希霍芬从北京向西，穿过西山、斋堂，经鸡鸣山、宣化到张家口，转至大同、五台山，到太原后沿汾河南下至潼关，入陕西经西安到宝鸡。他本想向西到兰州，然而局势不允许，于是向南进入四川，经广元、绵阳抵达成都。

李希霍芬山西考察路线示意图

这是李希霍芬第7次在中国长距离旅行。后世称他为丝绸之路的首倡者。甚至有学者认为，李希霍芬是第一个命名“黄土（loses）”并提出黄土风成说的科学家。

李希霍芬一路所见，皆是濯濯童山（体贴备注：濯读啄，该成语指光秃秃无树木的山）。生火取暖是重要原因。

清代中国交通非常原始，运输奇贵无比。“在山西，煤在矿区卖50芬尼，6英里外涨到25马克，12英里外就已经卖到42马克了”。矿区外居民买不起煤，要做饭和取暖，只能上山砍柴，于是森林破坏殆尽。

水土流失随之而来。河水携带的石块和泥沙，使原本肥沃的土地变得沙化。如果不是因为有黄土，山西大部早就成了沙漠，间或有可耕种的山谷而已。

山西的黄土山

与自然资源被消耗殆尽相对应的，是人口过剩。

世界上再无其他地方像中国的某些城市或村庄那样，满眼都是孩子。

“有时候从一间小小的房子里会涌出一堆孩子，他们都跑出来围观我们。”

而李希霍芬在沿途各个大城镇，都见到西方传教士的身影。

贝德福德公爵探险

在19世纪后四十年，大清帝国试图以洋务运动自强。甲午战败，洋务运动的成果风吹雨打去。

1899年，义和团兴起。在山西巡抚的怂恿下，义和团屠杀了太原的传教士。英国传教士索尔比一家碰巧回英国度假，幸免于难。

数年后，躲过一劫的索尔比之子苏柯仁（Arthur de Carle Sowerby，1885-1954）将在华北大范围旅行，采集野生动物，记录陕甘之乱的环境影响。

1900年夏天，义和团涌入北京。在进攻京城的八国联军中，有一位二十出头的美国富二代罗伯特·斯德林·克拉克（Robert Sterling Clark，1877-1956）。

英国传教士之子苏柯仁，美国富二代克拉克。在20世纪的头十年，大清帝国的末期，他俩将陆续穿越陕甘。

在义和团的浪潮中，北京最后的麋鹿灭绝。幸好此前有一些流出海外，收入贝德福德公爵十一（11th Duke of Bedford，1858-1940）的庄园中。

Herbrand Arthur Russell，第11任贝德福德公爵（ Duke of Bedford）

离群索居、性格孤僻的公爵酷爱动物，尤其是鹿科动物。他还长期担任伦敦动物学会（Zoology Society of London）的主席。该学会成立于1826年，其学报成为博物学的重镇。

Zoology Society of London的信件收藏 /图源网络

1904年，公爵出资赞助伦敦动物学会，到亚洲为大英博物馆采集动物标本。这项探险包括多次旅行，后世称之为贝德福德公爵动物探险（Duke of Bedford’s Zoological Expedition）。

领导探险的，是美国动物学者马尔科姆·普莱费尔·安德森（Malcolm Playfair Anderson，1879-1919）。

1906年，贝德福德伯爵探险队前往山西、陕西。苏柯仁时年21岁，通晓汉语，并具备标本采集经验，受邀加入探险队。

苏柯仁与野猪 /图源网络

1909年，安德森在山西东南部的陕州（Shong Chou，今属河南三门峡）获得两张豹皮。不过此时苏柯仁已经离开贝德福德探险队，加入克拉克探险队。

克拉克探险

1908年，时年31岁的克拉克个人出资组建探险队，“探索中国西北省份掩盖在表面之下，较以往行记所记更为丰富的多学科内容”。

克拉克考察队员在榆林府（今榆林市）合影，从左至右为：索尔比、克拉克、科布、格兰特、道格拉斯。/图源网络

23岁的苏柯仁刚从陕北回来，马上应邀加入克拉克的探险队，担任博物学者兼翻译。

1908年5月，克拉克探险队在太原会合。

当年7月，探险队从太原出发，向西北越黄河，到达榆林府；然后往南经绥德到延安府；再往南到鄜州后，探险队分为两组，一组经庆阳府、固原州，抵兰州府；另一组从鄜州南下，过渭河，抵西安，再向西前往兰州与另一组会合。

在兰州以南的山区，探险队与当地人发生冲突，测量员被杀，于是结束行程，原路返回，于1909年9月回到太原。

克拉克探险考察路线示意图

在庆阳府以东，探险队看到“长期荒废的黄土山丘重新长满了茂盛植被, 就如同热带地区一般，而在河谷中才会看到农作物”。

“由于长期无人搅扰，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极为丰富。河谷和溪流沿途都会看到宜于狩猎的鸟类，包括野鸡、鹌鹑、鹬和多种野鸭；山上鹿只出没，野猪踪迹到处可见，有时亦可见到狼和豹子。”

环颈雉 ©武阅

陕甘动乱期间人口剧减，垦荒减少乃至停滞。陕北、陇东的林草得以恢复。

1876-1879 年，晋、陕发生特大旱灾，史称“丁戊奇荒”。村镇成墟，饿殍无数，黄土高原地区人口急剧减少，大量乡野就再未耕作。

“山地、丘陵和河谷的很多地方都有灌木覆盖，甚至林木茂盛，为各种野生动物隐匿其间提供了极佳遮蔽。当前华北很多物种能够留存下来，也许应归功于这些周期性饥馑。正是饥馑抑制了曾经不断增长的人口。”

明清两代是前所未有的开发高潮时期。在美洲高产作物的推动下，人口快速膨胀，大量无地少地的农民向山区进军。

这段时期也是中国空前绝后的虎患时代，特别是在康熙和乾隆年间。

到同治和光绪两朝，华北地区的老虎在各种地方志书中几乎销声匿迹——然而并没有彻底灭绝。

华北豹顽强地存活下来。

在山西，光绪朝地方志书中有关豹的记载，甚至有增加之势。反复的战乱和饥馑，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豹。

1908年11月，当克拉克考察队在榆林府停驻时，光绪皇帝与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大清帝国寿终正寝。

进入民国时代，华北地区陷入阀割据，直到一支红色军队进入陕北。

革命的年代：1912-1949

“豹属”与“华北豹”

自斯文豪1870年的总结后，分类学者将格雷和米尔恩-爱德华命名的亚种推来挪去，冠以不同标签，了无新意。

几十年间，西方博物学者遍访全球，描述并命名了许多种豹。

1930年，英国动物学者雷金纳德·英尼斯·波科克（Reginald Innes Pocock，1863-1947）在《孟买自然历史学会学报》上发表文章：《亚洲的豹和雪豹》。

金纳德·英尼斯·波科克 Reginald Innes Pocock /图源网络

波科克将虎、豹、狮、美洲豹跟猫科其它物种分开，单独组成豹属，Panthera。这个属名沿用至今。

另外，波科克根据形态学测量数据，识别出全球27个豹亚种。

其中，涉及中国华北地区的有两个亚种：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和Panthera pardus bedfordi。

在斯文豪的基础上，波科克合并了格雷和米尔恩-爱德华的三个学名，统一称为Panthera pardus japonensis。

但Panthera pardus bedfordi怎么回事？

原来，根据安德森1909年在陕州获得的豹皮，以及北京和河北购买的另外两张，波科克命名了新亚种：Panthera pardus bedfordi。

显然，这有待商榷。

1930年，美国探险家安得思（Roy Chapman Andrews，1884-1960）结束十余年的亚洲探险，着手撰写探索发现。

从1917年开始，安得思陆续在中国西南、华北和蒙古大范围旅行。他的探险得到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支持，以在蒙古发现恐龙蛋闻名后世。

为总结探险队的动物学发现，安得思请美国动物学家格洛弗·莫里尔·艾伦（Glover Morrill Allen，1879-1942）出马。

1938年，艾伦完成《中国和蒙古的兽类（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中国和蒙古的兽类（Mammals of China and Mongolia）》

艾伦将华北地区的豹统称为Felis pardus fontanierii Milne-Edwards。显然，艾伦没有接受波科克的豹属。

艾伦还给出了英文名称 North China Leopard，华北豹。

“一般公认华北的豹与华南的豹不同，但明确定义此类差异却殊为不易。显然，华北的个体冬毛更长，体色略淡。”艾伦写道。

艾伦甚至汇总了这种豹在华北的分布情况。

“1923年，苏柯仁认为满洲西南的豹，跟华北的外观相似。“——斯文豪之后，再次有人提到两地的豹相似。

“在丰大业（收集标本）的时期（1860年代），北京西部山区显然也有豹。华北其它大部分地区似乎都有豹，但数量不多。……它们明显避开沙漠和黄土地带，因此陕西大部和山西北部没有记录，不过太原府周边有豹。”

当然，这不过是零星的记录汇总。

对该物种分布和数量情况的调查，多年后才会出现。

1930-40年代，中国正为独立和解放而奋斗。

西行漫记

1935年10月，红军翻越六盘山，抵达陕甘苏区的吴起镇。一年后，红军三大主力会师，长征胜利结束，中国革命中心转移至到陕北。

1936年6月，31岁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从西安向北，秘密进入陕北。

红军长征路线

斯诺在红军中呆了将近四个月。1936年10月中，他动身离开陕甘苏区。他从保安县（今志丹县）骑马向南，“五天后，我们到了南部边界，我在那里等了三天，住在一个小村子里，吃黑豆和野猪肉”。

“这个地方风景很美，树木成林，野味很多，我在这几天里就同一些农民和红军战士打野猪和鹿。“

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中写道。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图源网络

《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图源网络

“树丛中间尽是大野鸡，有一天，我们看到两只老虎在秋天一片紫金色的山谷中窜过一片空地，可惜是在射程以外。前线一片宁静，红军在这里只驻了一营兵力。”

斯诺看到老虎的地方，应该是在子午岭的东麓。他没有提过豹子。

斯诺离开陕北不到两个月，西安事变爆发。国共两党“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1937年9月，根据国共合作的协议，陕甘苏区改名为陕甘宁边区，并成立边区政府。

边区东靠黄河，北起长城，西接六盘山脉，南临泾水，南北长近500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近13万平方公里。

辖有延安、绥德、三边、关中和陇东5个分区23县，约150-200万人。相当于今日的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和宁夏的部分区域。

致谢

在搜集资料和整理思路的过程中，刘伟石、苏化龙、张永、周延、高新宇、李晟、罗述金等多位师友提供了大量帮助和鼓励。

感谢兔姐阅读将近两万字的初稿，并给出详细的修改建议。

当然，没有猫盟诸位先驱和同事的多年努力，就不会有这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