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8日，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略咨询院）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合作，邀请政府代表、专家及IUCN在华会员机构对2022年《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二阶段会议上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简称“昆蒙框架”）及后续实施的机遇与挑战展开讨论，展望昆蒙框架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双碳行动中的实施路径，特别是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在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协同中将发挥的作用。

参会人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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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

生态环境部自然生态保护司二级巡视员、COP15执委办执行副主任刘宁在《昆蒙框架》主旨报告中，介绍COP15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会，大会总结过去十年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进展，制定未来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蓝图，大会通过了62项决定，在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资源调动、遗传资源数码序列信息三个核心的议题上达成一致，确立了“3030目标”，即到2030年保护至少30%的全球陆地和海洋等系列目标，建立了有力的资金保障，明确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技术和能力建设等支持措施。

中国作为COP15主席国，将全球目标纳入国家层面进行实施，不仅是中国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集中体现，也是向世界展现中国负责任大国担当的重要机遇，有助于增强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领域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可持续发展、共建全球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

下一步，2024年COP16之前，中国将继续履行主席国相关工作：

引导昆蒙框架目标落地，确保相关内容得到全面落实，积极推动各缔约方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各级政府部门和所有行业主流，同时加强宣传教育和信息分享。

推动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迈向新台阶，结合昆蒙框架，编制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加强各方力量，促进生物多样性主流化，推动国内生物多样性保护迈上新台阶。

采用创新性解决方法，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贡献中国力量，结合保护地体系，基于自然解决的方案等有效手段，结合生物多样性保护丰富经验，探索更多成果，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提供中国经验，贡献中国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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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30目标与自然保护地体系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公园研究院副院长徐卫华在《中国自然保护地与“3030目标”实现路径》的主旨报告中提出，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之一，中国将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形成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自然保护地数量近1万处，覆盖国土面积18%以上。

但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也面临着一系列问题：过去自然保护地多采用自下而上的途径建立，总体空间布局不太合理，与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分布格局吻合程度不高；此外，自然保护地破碎化、孤岛化现象严重，不同类型的保护地空间重叠设置，保护成效不高。

对于中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构建，应以保障国家区域生态安全为主导目标，提供更多的优质生态产品，将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和重要生态系统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地保护起来，并在生态退化区域、生态问题严重的区域实施生态恢复，提高国家生态安全保障的能力和水平，这与《昆蒙框架》的行动目标二和行动目标三是一致的。对于中国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布局，有国家代表意义的生态系统以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以物种保护为目的的以自然保护区为主，景观价值比较高的以自然公园为主。除此以外，对于遗传保护可建立种质资源保护区，生态功能为主的进入生态功能保护区。未来将有20%左右纳入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体系，其中国家公园将达到国土面积的10%左右，还将有10%的国土面积将通过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得到保护。

在专题讨论中，北京林业大学雷光春教授指出中国建立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区体系，对于自然保护地体系是一个质的飞跃。中国自然生态系统，尤其是林区植被质量有很大提升，自然保护地体系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研究也表明到目前，很多关键物种栖息地保护比例相对不足，自然保护地占国土面积还有待提升，确保受威胁物种长期生存的概率还有待加强。自然保护地的治理优化，需要充分发挥自然保护地对周边的带动作用、辐射作用。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院吕植教授建议“3030目标”首先要从空间规划来看，考虑突破空间规划格局，在非生态保护区域考虑生态保护需求，把生物多样性目标同样纳入到农业空间、甚至是城市空间。吕植认为，大面积增加正式自然保护地已经不大可能，其他有效的区域保护措施（OECMs）是未来潜在的重要保护形式。OECM的保护主体可能是土地使用者，并采用自下而上的保护机制和自愿性机制。对OECMs未来需要建立监测和评估机制，并且在国家层面需要有备案机制。在OECMs的管理中，要把气候变化对社区的影响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结合起来。

永续全球环境研究所项目主任彭奎表示，全球土地中有接近40%的土地是由原住民和地方社区管理、治理或者是拥有的。这些土地上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气候变化影响、社区生计和发展相互影响，社区保护是协同手段。中国推动社区保护及OECMs需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考虑：第一在中国的土地产权制度下，探索社区保护地和公益保护地等各类OECMs的定位；第二要尽快制定OECMs的相关标准和技术规范；第三要发动企业和各类慈善公益组织积极参与。

中华环保基金会副秘书长房志认为在COP15成功举办之后，中国企业和慈善界对OECMs的关注有较大提升，建立政府和民间在OECMs领域的合作机制是下一阶段落实昆蒙框架的重要内容。

专题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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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bS: 生物多样性与气候变化的协同

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土地整治重点实验室主任罗明以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简称“山水工程”）为例，介绍了应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在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等国际环境治理协同中所起的独特作用。NbS基于生态系统，综合系统的方法，已经在中国有很好的实践。山水工程的项目，大多数从申报开始，就在工程规划中采纳IUCN的NbS的标准。山水工程在生物多样性保护、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社区发展以及防灾减灾上，都取得了可量化的成效。特别是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协同上，中国科学家的研究表明，中国生态系统保护和恢复每年可带来6亿吨左右的二氧化碳吸收量，提高生态系统的质量和单位面积的碳汇量和各类生态系统服务功能，是未来中国生态系统保护与恢复的重点。

在主题讨论中，自然资源部国土整治中心基础研究所所长王军研究员认为中国将全面实施国土空间规划纲要，将国土空间布局“三区三线”（城镇空间、农业空间、生态空间三种类型的国土空间和对应的城镇开发边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三条控制线），省级及以下国土空间规划正在进行编制、审批和实施。在生态空间中，启动实施了全国重要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重大工程总体规划。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对以上规划中都有应用前景。山水工程的示范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22年获评联合国“世界生态恢复十年旗舰项目”，“山水工程”项目的实施，提升了区域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翟亮研究员介绍自然资源的调查是规划和监测的基础，摸清自然资源的家底，是自然资源规划、利用和保护的基础。2021年发布的双碳行动指导意见，明确提出要依托和拓展现有自然资源调查监测体系建立生态系统碳汇监测核算体系，对森林、草原、湿地、海洋、土壤碳汇本底调查与碳质量评估。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生态环境补偿研究中心主任刘桂环研究员介绍了近三十年中国出台的100多项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以及保障性的政策分析，分析显示在应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保护上，已经建立了初步的协同性，在加强水土流失防治、陆地生态系统保护等众多政策中，都考虑了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NbS）正在成为增加碳汇、提高气候韧性和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途径，这也是地方层面双碳行动措施的大势所趋。但NbS在中国的本土化研究、部门的协调机制以及和昆蒙框架的协调，都亟待试点和示范。

战略咨询院副研究员顾佰和从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角度，认为在双碳行动中，科学认识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的效果和定位还不清晰。与NbS相关的部门还没有实现协同，针对NbS在包括应对气候变化等各项挑战中的标准和技术规范还十分欠缺。中国是最早对NbS做出积极反应，并在山水工程等国家项目中采纳了NbS定义和标准。NbS是中国落实昆蒙框架，讲好中国故事的抓手。

战略咨询院研究员王毅在会议总结中对2010年通过的爱知目标进行了回顾，认为昆蒙框架是起点，落实昆蒙框架，需要各利益相关方的协同。需要生物多样性保护与应对气候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协同以及权衡。

IUCN中国代表处主任张琰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将继续通过跨学科、跨行业、跨领域的对话和合作来推动中国在NbS和OECMs等领域的应用和实践。

战略咨询院黄宝荣研究员、IUCN项目主任杨方义主持了专题讨论，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及相关科研院所、社会组织4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研讨会。

专题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