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粮食系统持续扩张、生物多样性加速丧失的背景下，农业政策如何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避免对自然造成系统性压力，已成为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关键议题。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近日发布研究报告《农业支持、生物多样性与贸易：探索关联以重新调整有害激励措施》(Agricultural support, biodiversity, and trade：Examining connections to repurpose harmful incentives)，系统分析了农业支持、贸易政策与生物多样性变化之间的关联，为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和政策改革提供了新的证据基础。

该报告于2025年世界自然保护大会期间正式发布，聚焦多个国家农业支持政策的生态影响，回应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关于改革有害激励的核心目标。

《农业支持、生物多样性与贸易：探索关联以重新调整有害激励措施》

农业与生物多样性的复杂关系

报告首先指出，农业既是全球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基础，也是土地利用变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当前，全球约37%的陆地面积用于农业生产，而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受威胁物种红色名录™》中，至少34%的受评估物种被明确记录受到农业活动的威胁。与此同时，全球粮食系统在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占比不断上升，使农业成为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丧失与土地退化交织的关键领域。

在这一背景下，报告提出核心问题：农业支持政策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农业生产方式？这些激励是否在无意中加剧了对自然系统的压力？以及相关政策是否存在被重新设计、转化为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工具的可能性。

图1 瑞士阿尔高地区的农业景观

农业支持政策的类型及其影响路径

报告系统梳理了农业支持的主要形式，包括市场价格支持（MPS）、投入补贴以及产出补贴等，并结合贸易政策分析其对生产决策和土地利用的影响机制。研究指出，部分农业补贴和贸易保护措施通过提高国内农产品价格或降低生产成本，鼓励生产规模扩大和集约化经营，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农业向生态敏感区域扩展，并加剧对栖息地和物种的压力。这些政策在实现粮食安全、提高农业产出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其潜在生态成本长期以来未被系统纳入政策评估框架。

研究发现，各国对农业生产者的总支持额及每公顷支持额差异显著。部分国家对农业生产者实施负面支持。总支持额（NRA）趋势主要受全球、区域、收入群体及国家层面净价格干预（NRP）趋势影响。

农业支持强度与物种受威胁程度的实证关联

基于跨国数据分析，报告发现，农业支持水平与每公顷国土面积内因农业活动而受威胁的物种数量之间存在显著且统计意义高度明确的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在农业支持强度较高的国家，农业相关的生物多样性压力往往也更为突出。

报告指出，这与现有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农业是全球土地利用变化和物种减少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几十年来，农业政策和贸易协议在提升农业生产力、改善粮食安全和促进减贫等社会目标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然而，这些支持政策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农业扩张和集约化，成为自然退化的重要推手。

报告强调，这一发现并不意味着简单的因果关系，而是揭示了一个值得高度关注的结构性趋势：在缺乏生态约束和环境导向设计的情况下，农业激励机制可能在无意中加剧对自然的长期风险。

图2 多变量回归（相关性）模型

用于预测各国农业支持措施、土地面积及距赤道距离对农业受威胁物种数量的影响

从“取消补贴”到“重新定位激励”的政策转向

报告明确指出，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安全并非天然对立。相反，农业生产高度依赖生态系统服务，包括授粉、土壤形成、水资源供给和遗传多样性等。一旦这些生态基础遭到破坏，农业本身及全球粮食安全也将面临系统性风险。

因此，报告强调：农业政策不仅应关注产量、贸易影响或经济效益，更应将自然与生态系统服务纳入核心指标。通过调整政策，可以在满足人类粮食和发展需求的同时，实现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健康与气候目标的协同。

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框架与政策机遇

报告的意义不仅限于研究对象国家，更关系到全球可持续发展议程。报告特别指出，其研究结论与《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目标18高度相关。该目标提出，到2030年，各国应识别、逐步取消或改革每年至少5000亿美元对生物多样性有害的激励措施。报告认为，通过重新定位农业支持政策，各国不仅能够在实现该目标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还可同时为缩小每年约7000亿美元的全球生物多样性融资缺口、落实目标19和目标D作出重要贡献。

换言之，改革农业激励既是减少自然压力的重要手段，也是动员生物多样性资金、推动系统性转型的关键切入点。

IUCN高级经济学家、论文作者Antonin Vergez：

“要在2030年前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并在2050年实现恢复，我们必须让粮食体系摆脱对自然的破坏。我们需要把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政策，推动更加可持续的生产方式。此外，调整有害激励也是生物多样性融资的重要途径。但这一领域的政治经济学仍研究不足，我呼吁研究者、农户、非政府组织及政策制定者共同探索，使农业政策更好地与生物多样性相匹配。”

将生物多样性纳入农业政策主流

报告最后强调，只有将生物多样性系统性地纳入农业和贸易政策框架，才能在不牺牲粮食安全和社会经济目标的前提下，扭转自然丧失趋势。重新设计农业支持政策，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也是推动农业向更具韧性、更可持续方向转型的关键路径。

农业与自然，是合作伙伴，而非对立面。在全球加速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当下，这份报告为政策制定者、研究人员和实践者提供了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分析视角，也为未来农业与自然协同发展的政策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

图源：Michael Hodgins, Pex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