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威胁物种采集指南》(Guidelines on harvesting threatened species) 主要探讨受威胁物种采集中所面临的可持续性挑战及相关应对策略。通过阐明受威胁物种的定义、分析采集活动的影响因素、评估生态可持续性的方法及必要保障措施，该指南旨在为政策制定者、管理者和从业者提供科学、实用的决策参考。指南强调，受威胁物种因过度开发而面临较高的灭绝风险，并提出在科学证据有限的情况下，应采取预防性风险管理措施。同时，还探讨了采集活动对物种、生态系统和人类社会的多维度影响，以提升决策的全面性和稳健性，促进受威胁物种的长期存续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受威胁物种采集指南》

什么是采集

采集是指从自然栖息地中收集、切割、获取或猎取野生动植物及其部分或衍生物的过程。该行为涵盖了对陆地动物的狩猎与采集、陆地植物及真菌的采集、木材采伐、渔业捕捞以及水生资源的获取等多种形式。

什么是受威胁物种？

受威胁物种指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红色名录中被评估为易危（Vulnerable）、濒危（Endangered）或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的物种，分别代表高、很高及极高的灭绝风险。这些评估主要反映物种的全球范围内的保护状况，同时可能涵盖其分布区域内存在的区域性和局部性差异。一个在全球范围内被列为受威胁的物种，在某些特定区域内可能仍具有稳定甚至增长的种群，尚能承受有限的采集活动。然而，物种红色名录所提供的信息存在一些局限性。例如，部分物种的评估可能已过时，无法准确反映其当前的保护状态；同时，被列为数据不足（Data Deficient）或未评估（Not Evaluated）的物种也可能符合受威胁标准，因此，在涉及这两类物种的采集决策时也应采取审慎的预防措施。

采集活动对受威胁物种的影响

过度采集是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重要因素。采集活动对受威胁物种的影响具有双重性，既有直接的负面影响，也可能存在潜在的积极影响。

直接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种群数量的显著下降，甚至局部灭绝。例如，用于生产虎骨、穿山甲鳞片、犀牛角、象牙和热带硬木等高价值制品的物种，因偷猎和非法贸易而面临严峻的生存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已有391种受威胁的软骨鱼类（如鲨鱼、鳐鱼等）正遭受过度捕捞的威胁。仙人掌科植物中有31%的物种面临灭绝风险，其中主要原因之一是园艺贸易和私人观赏收藏驱动下的无序采集行为。

间接影响主要包括兼捕现象以及采集活动所导致的栖息地破坏。以渔业为例，1990年至2008年的记录显示，超过85000只海龟被兼捕，但由于调查仅覆盖了一小部分渔获量，这一数字可能被低估了至少两个数量级，实际兼捕数量或高达850万只。此外，在尼泊尔喜马拉雅草甸大规模采集冬虫夏草的过程中，大量人员涌入不仅对高山植被造成了严重破坏，还显著干扰了包括易危物种雪豹在内的野生动物生境。

一些受威胁物种通过科学管理的可持续采集方式，不仅能够维持其种群数量，还能为物种保护及当地社区带来经济激励。例如，南美洲亚马逊和奥里诺科河流域的易危物种黄头侧颈龟，通过秘鲁当地村民在受保护海滩上采集野生龟蛋并进行人工孵化，有效增加了种群数量，同时遏制了偷猎和非法贸易。蒙古的濒危物种猎隼则通过人工巢箱计划获得了额外的繁殖地，自2011年以来已成功孵化超过10000只雏鸟。在尼泊尔，极危物种甘松通过社区森林管理实现了可持续保护，当地2000多个野生植物采集家庭年均从中获得352美元的收入，高于其他非木材林产品的收益。

采集利用可持续性的决定因素

对任何物种的捕捞和利用，无论其是否面临威胁，首要原则应当是确保可持续性。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生物本身的脆弱性，而是由生物、治理、激励以及供需四个维度共同作用构成的动态系统问题。

生物维度：采集活动受限于物种自身及其生态系统的生物学特征，包括生活史、生产力、恢复力和稳定性，而这些特征本身又受到外在环境变化的影响。对于生长缓慢、繁殖率低且分布范围狭窄的物种而言，无论面对何种强度或形式的采集都会显得尤为脆弱；而生命周期短、繁殖力强的种群，在环境条件稳定的情况下，通常能承受更高的采集压力。此外，采集方式本身也决定了潜在风险：若采集行为涉及整个个体（如猎杀、砍伐），则相较于仅采集部分组织（如果实、叶片），更容易导致种群崩溃。即使是标榜为‘非致命’的采集方式，若采集后死亡率高，也可能削弱其表面上的可持续性。

治理维度：构建兼具正向激励与负向约束的制度结构，以实现有效的管理与控制。为此，应建立健全的治理体系，制定尺度适宜的管理策略。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参与，并统筹考虑土地权属、资源获取权及监管体系，同时充分尊重传统知识与习惯法。

激励维度：野生生物资源具有文化、伦理、生态和经济多重价值，既可能引发过度开发，也可能促进有效保护。如果能为野生生物资源赋予合理的经济价值、消除扭曲的激励措施，并实现环境成本与收益的内部化，则有助于激励对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的投资，从而降低资源退化、枯竭以及栖息地丧失或退化的风险。

供需维度：野生生物资源的需求水平及其波动受复杂的社会、人口和经济因素影响。因此，要实现资源的可持续性利用，必须同时加强对需求侧和供给侧的协同管理。

评估采集的生态可持续性——非损害性判定

无论物种是否列入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是否用于国际贸易、是否受到威胁，都可借助“非损害性判定”（Non-Detriment Finding, NDF）流程判断采集在生态上是否“无损害”。在最简化的评估模式下，非损害性判定需基于以下五项基础标准进行综合考量：

年采集量

物种生活史特征

分布范围

保护现状与受威胁程度

非法贸易规模

针对每项标准进行评分，仅在所有标准均获得低风险评分的物种可免于进一步详细评估，直接认定其采集行为具备可持续性。反之，符合以下任一特征的物种将自动进入严格审查程序：

高采集量或采集量未知

生活史策略缓慢或未知（如性成熟晚、繁殖率低）

分布区狭小或分布范围未知

此外，列入IUCN红色名录易危（VU）、濒危（EN）或极危（CR）的物种将获得更高风险评分。其他评估体系的等效分类（如渔业中的“过度捕捞（overfished）”或“资源枯竭（depleted）”）同样适用。未评估物种或数据缺乏的物种默认采用预防性原则，按高风险处理。CITES NDF指南进一步要求：评估必须涵盖所有贸易形式，包括合法与非法贸易渠道，以确保结论的全面性。

在深入评估阶段，评估者需综合以下维度系统分析采集行为的风险等级：

物种生物学特性与生活史特征

物种分布范围（当前及历史分布区对比）

种群结构、现状与变化趋势

保护状态（全球、国家及地方层面）

威胁因素（采集压力与其他叠加威胁的相互作用）

在完成风险评估后，将启动专项评估工作，重点考察采集活动可能造成的生态影响以及现行管理和监测措施的有效性。基于该评估结果，综合分析采集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程度（高或低）以及现有管理和监测体系的完善程度（良好或不足），从而判定该采集行为是否可能对物种生存构成威胁。需要强调的是，即使评估结论显示采集风险较低，仍可能视具体情况附加限制条件或要求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以确保物种保护工作的有效实施。

受威胁物种采集保障措施

物种受威胁并不等于一律禁止采集，而是要在缺乏评估信息时设置预防措施。这些措施包括：

设定限额，限制可采集的个体数量或标本重量/体积；

对可采集物种（完整个体或部分）实施性别、年龄、体型或重量限制；

设立禁采期或禁采区；

限制采集方式（例如只允许线钓而非小网目渔网捕捞）；

限制单个个体的采集量（例如可剥取树皮、叶片或根部的比例）；

限制使用类型或使用者（例如仅限自用，禁止商业用途）；

仅允许经认可的地方权益持有者采集自用；

设定种群基准线，低于该水平时禁止任何采集活动。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必须在所有情况下对采集活动及其影响实施严格监测，并根据监测结果中发现的负面影响及时调整管理措施。在治理能力薄弱、难以开展有效监测和管理的地区，应采取更为严格的预防性措施，必要时可考虑全面禁止采集活动。

对于因种群规模小且持续衰退（符合物种红色名录标准C）或种群极小但处于稳定或增长状态（符合标准D）而被列为受威胁的物种，采集活动必须极度谨慎。由于其种群规模本身已构成生存威胁，任何采集行为均有可能加剧灭绝风险。在决策过程中，应综合评估具体采集方式、采集数量及目标个体（或部位），判断是否可能导致该物种的受威胁等级上升；若评估结果显示存在风险，相关则应禁止采集。具体规定如下：

小规模种群：若物种被列入易危（标准D1：成熟个体<1000且稳定）或濒危（标准C：成熟个体<2500且衰退），则仅当能证明采集方式（形式、数量、目标年龄/性别结构）几乎不会增加灭绝风险，或可通过非致死采集、资金反哺保护等措施降低风险时，方可实施采集。

极小规模种群：若物种被列入极危（标准C或D）或濒危（标准D：成熟个体<250），原则上禁止致死性采集，且绝大多数情况下任何采集均不可持续。仅在极端例外情况下，若存在确凿证据表明采集对物种保育有显著净效益且风险极低，方可允许进行。

迁地保护措施的成效需审慎评估。虽然人工繁殖和养殖在一定程度上可缓解野生种群压力，但也存在潜在风险，包括削弱对栖息地的保护动力、刺激市场对野生个体的偏好性消费，以及引发疾病传播。该措施虽旨在替代野生采集，但部分产区仍依赖野外补充种源。类似地，合成替代产品（如仿犀牛角）可能扩大市场需求，甚至为非法贸易提供洗白渠道。

超越生态维度的采集可持续性

采集活动的可持续性不仅取决于物种本身在野外的存续能力，还取决于社会、经济、健康与生态伦理等多重条件是否具备。在制定采集计划之前，必须系统评估治理架构、法律与习俗的潜在冲突、利益相关方的知情同意，并建立健全的收益共享机制，以提供持续激励，支持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维护。此外，某些野生生物的采集与利用形式可能引发人畜共患病风险，亦会对动物福利及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为此，IUCN与合作伙伴提出五维可持续框架，在传统的生态、社会、经济维度之外，增加动物福利和人类健康两个维度。每一维度列出七项核心原则，并用0至3分的四级评分：

0分：完全不符合原则（不良实践）

1分：初步符合原则（实践处于改进阶段）

2分：基本符合原则（整体良好但存在不足）

3分：完全符合或超越原则要求（最佳实践）

该框架能够帮助现场管理者识别薄弱环节并制定改进措施，七项跨领域通则进一步要求遵守法规、持续监测、及时预警、适应性管理、信息公开和能力建设，使整个体系能随外部变化不断调整。具体框架如下表：

总结

采集野生动植物资源不仅持续惠益数十亿人的生计与文化需求，同时也可能因过度利用而加速生物多样性丧失。实现可持续利用的关键在于：基于预防原则设定安全阈值，并通过持续监测与适应性管理进行动态调整。由于不同种群和区域在时空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必须结合地方知识、产权安排和收益分配来制定具体方案。只有当生态、社会、经济、健康与治理五个维度的条件同时具备，采集行为才能真正成为有效的保护手段；任何一个维度的长期缺失，都可能带来生态与人类福祉的双重不可逆损失。